人民信仰,国内宗教境况的新调换

信任与市场经济关系密切。事实证明,严重的信任缺失不仅会使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更会直接从根本上威胁市场的存在和交易的进行。可以说,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某种道德的支持。而信任正是能够支持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的基础。在信任已成为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缺失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宗教信仰有助于建立起已经普遍缺失的信任尤其是社会信任吗?宗教信仰在中国市场经济中能够发挥作用吗?为此我们调查了44位具有天主教信仰背景的企业家。

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宗教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必须深入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宗教状况的新变化,准确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发展的新趋势。本文试图概括我国宗教状况新变化的一些重要方面,并做些简要分析。

在受访企业家与其人际关系中,一般而言,以共同信仰为基石的信任更能带来双方的高信任度。

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宗教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必须深入研究社会转型时期宗教状况的新变化,准确把握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发展的新趋势。本文试图概括我国宗教状况新变化的一些重要方面,并做些简要分析。

此次所有的受访者都是民营企业家,大部分人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创业的。他们的共同点有这么几个方面:信仰受家庭影响,除2人之外,其余42人都是因为家庭影响从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而且他们的核心家庭成员均为天主教徒;在经商活动中都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每一个人都自述自己遵纪守法,尽力配合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所有人都以“十诫”为自己做人行事的标准和警醒;参与宗教活动之后,每个人都感觉到烦恼全无、心灵平静、愉快,能够更好地投入下一步工作;在企业有了发展之后,几乎所有受访企业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回报社会;每一个人都认为信仰是自己企业得以发展的根本。

一、信教人数持续增长

本文赞同并采用的定义:信任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从这一角度出发,当以受访者为圆心,以其经济活动为半径来划其人际范围时,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所有受访企业家的人际范围都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企业家——员工、企业家——管理部门、企业家——客户与供货商。

我国到底有多少人信仰宗教,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通常的说法是大约有1亿多人信仰各种宗教,这仅仅是一种统计加估计的结果。佛教、道教在我国社会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基础,但这两个宗教,在家信教的人无法准确统计。对于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统计的,但这些宗教的状态存在一些复杂敏感的问题,准确统计也比较困难。尽管如此,对于二三十年来,我国信教人数不断增长的判断,几乎没有人持怀疑态度。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区别了两种信任方式: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关于中国,马克斯·韦伯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诚信属于特殊信任,即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与此相同的结论,还可见勒丁(G·Redding)的《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在书中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之外的其他人极度地不信任。

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统计,基督教信教人数为1600万,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70万相比,增长速度十分迅速。这个统计数字不包括那些不进经政府登记批准开放的教堂的基督徒,因此基督徒的实际数量比这个统计数字要大。据一些地方的调查,不进开放教堂活动的基督徒还是少于在开放教堂参加活动的基督徒。国外有的机构宣称中国有6000万到8000万基督徒,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或者纯粹是炒作。

在与员工的这一人际关系中,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超过63%的企业在其核心部门使用的是家人和亲友,真正能够“任人为贤”的企业只占调查者的22.7%。这一现象说明天主教企业家们更信任自己的家人与亲人,而且这个事实应该可以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结论提供证据。不过,就我们的研究个案而言,还有一些情况可以对马克斯·韦伯等人的上述结论作出一些补充。

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统计,我国有天主教徒550万,这个数字包括了受天主教地下势力影响的教徒。我国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徒家庭世代相传,稳定性比较强。尽管天主教徒数量的增长速度不能与基督教信徒数量的增长速度相提并论,但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300万天主教徒相比,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首先,天主教信徒企业家们的家人几乎都是与其同信仰的人,其亲人甚至朋友的绝大多数也是与其同信仰的人。这种情况就使家族式和亲朋式企业的核心结构事实上也成为以共同的天主教信仰为基础的结构。而天主教的教义和十诫对信徒在婚姻、家庭、为人方面的约束使得这样一种基础非常稳固。由此可见,至少就天主教企业家而言,这种家族式和亲朋式企业的核心结构反映出来的信任,既是建立在血缘、情感等私人关系上的特殊信任,也是以共同信仰为基石的信任。事实上这种信任比单纯的特殊信任或单纯的普遍信任程度更高。

在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10个,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口约有2100万,考虑到在这些少数民族中确认穆斯林的敏感性,一般就以民族人口数量等同穆斯林数量。事实上,在这些少数民族中有些人并不信仰伊斯兰教,因此穆斯林的数量应当略少于民族人口数量。随着这些少数民族人口的稳步增长,穆斯林数量也不断增加,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企业家们在与管理部门交往中建立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角色关系的信任,也就是说,这种信任建立在被信任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基础上。管理部门在实际中扮演了“婆婆”的角色,它们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超过61%的企业都以请客送礼等方式来缓解它们与管理部门的张力。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仍有3个企业得到管理部门的特殊照顾。其中2个企业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企业家被立为样板,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二是他们的私人信仰已经转变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使他们得到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当然,信仰成为社会资本的这种转换是有过程的,即先要为社会提供具体可见的服务和奉献。与此同时,注意宣传自己,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在有上级领导和管理部门参与的场合,宣布自己的信仰,甚至公开表示感恩于天主,也是转换过程中的特点。这种私人信仰的公开表达,在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企业家那里,无疑成为促使私人信仰向社会资本转换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教是佛教。和尚、尼姑、居士和皈依弟子的数量可以统计,但对在家信教的人数则难以统计,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人群。这些年来,许多地方都在重建和新建庙宇,小寺小庵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烧香拜佛的人很多,香火很旺,名人信佛也产生了示范效应,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景观。可以说,我国佛教正处在复兴之中。

除了与员工和管理部门接触来往,绝大多数企业家还都有长期合作的客户与供货商,他们都是彻底的“外人”。对于客户,除了必须以自己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为保证之外,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企业家的信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些客户对受访企业家的评价可以这段话为代表:“信教的人让人放心,不会坑人害人整人,不会乱来。”一般而言,企业家们对于客户的信任也有一个顺序:国营单位、大公司、小公司、个体。这个顺序也说明,“国营”这个牌子由于其传统的地位如今仍然有一定的身价,而公司规模大小决定的顺序也是符合个体对于客体信任之心理的,即“大”给人一种“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感觉,不会轻易骗人。

与佛教相比,道教的发展不那么引人注目。但道教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与民间信仰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普通民众中仍然具有相当生命力,其发展潜力也不容忽视。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企业的一部分。

我国宗教信仰者出现较快增长的势头,原因十分复杂,是各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以下三个因素最值得关注:一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纠正了迫害宗教的极端做法,重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宗教组织活动,开放宗教活动场所,人们可以公开信奉宗教,自由表达宗教信仰。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国宗教信徒数量增长很快,主要是一种恢复性增长。此后经过持续不断的宣传和教育,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加理性和客观,也更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排斥和歧视宗教信仰者的现象大大减少,宗教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宽松。二是社会深刻变革使宗教获得新的发展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与之相适应,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价值观念趋于多元。面对社会的急速变化,不确定因素增多,人们心理压力加大,有的人出现困惑、焦虑和不安。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受到冲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信条要得到广泛认同,尚需相当长的过程。那么,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系统,其吸引力重新得到彰显,社会影响力不断上升。三是对外开放条件下,国外宗教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全球宗教复兴势头,传统宗教得到振兴,新兴宗教不断涌现。凭借着新技术的力量,宗教的传播更加便利,发展更加迅速。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不仅是资金、项目和技术,还有文化、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大交流大碰撞。国外许多宗教组织把中国看作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信仰市场,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传教布道,提高对“中国信仰市场”的占有率。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以“宗教自由”为名对我国施压,对中国迅速崛起实施软遏制;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向我国输出西方传统宗教,希望能对崛起的中国实施再塑型。可以这么认为,我国近30年来信教人数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在封闭环境中出现的,而是与全球宗教发展息息相关。当然,我国宗教出现增长的势头的原因十分复杂,以内因为主,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企业家的宗教信仰本应该是企业家自己的私人事情。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种“私人事情”事实上在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已经程度不同地变成了企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础。

天主教企业家与其他宗教例如新教企业家不一样,他们的信仰是从家庭传下来的,有的家中已有好几代信徒。他们从小不仅耳濡目染这种信仰,而且还长期实践着这种信仰。因此,他们不是“选择”一种信仰来支撑自己,或是“为自己找到一种终极意义的支撑”,来“从容面对各种危机”,而是在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这种信仰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命之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这种信仰已经摆脱了为求好运、求庇护、求平安而信的实用性,甚至几乎所有受访者的企业都没取带有宗教性的命名,他们似乎已经不再思考用名字来表明自己的信仰,因为其信仰与企业家的生活以及企业实际上早已密切相关,甚至成为一体。

企业不是宗教组织,但是,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家却有意识地在经济活动中公开表达自己的私人信仰,并使其企业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就我们调查的案例而言,企业宗教色彩的外在表现是,一些企业家的办公室、会客室、餐馆中挂有圣母像、圣经警句条幅等以及和其信仰相关联的东西,同时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向与企业有关的人宣布。宗教色彩的内在表现则形形色色,从企业规章制度到招工中不成文的条件,从假日规定到与外界打交道等等。

这种私人信仰因为参与了企业的经济活动而成为一种社会表达。这种社会表达之所以可能,首先是这种表达几乎没有损害他人(非信仰者也没有感到压力)的利益。其次是企业家私人信仰的公开表达与自身的表率有一种一致性,这种表达使他人知道了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就是不一样”,“信教的人可靠”,“让别人知道天主教徒的样子。在天主教徒的身上看到天主的样子。”第三,这种表达强化了企业家们的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外人”对信仰的这种公开表达都持一种赞赏态度。第四,信仰的社会表达事实上也制约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为人与行事,“应该做好表率,不要做坏事,不要同流合污”,这一点尤其在道德滑坡腐败成风的今天,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抗腐败的风景线。

“先做人,后做生意”是天主教企业家们将信仰与经营活动结合的一句总结。而一旦信仰成为做人与做生意的根本时,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信仰中强调的“感恩”、“爱心”、“诚信”和“信心”等许多价值观得到了整个企业的接纳,并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因而具有了一种公共性。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提出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四大利润:阳光利润——让大家了解,透明赚钱;道德利润——让对方舒服、高兴成交;良心利润——让自己高兴、安心;最后才是经济利润。这种把经济利润置于最后的做生意的态度,自然是因其信仰所致。

尽管如此,由于商场如战场,商场中充斥着尔虞我诈,充满了风险和危机,因此天主教企业家和所有企业家一样,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对于天主教企业家来说,这种压力还有另外一面,即他们不仅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企业的生存并努力求发展,还要防止“常在河边走,但却不湿鞋”的可能。又要赚钱,又要保持洁身自好,在“无商不奸”的商界,这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对绝大多数天主教企业家们来说,缓解这种压力、松弛这种张力的方式,便是进教堂,参加宗教活动。

宗教信仰有利于企业家“信任”观的建立,而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反过来亦会成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推动企业发展壮大,推动市场经济活动走向正常和有序。

在个人社会角色不易发生变动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相对而言有把握得多。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们都提到,那时的交易只在为数不多的本地人中进行,“大家知根知底,谁是什么样的人都清楚”,因而交易可以口头商定,不用写合同,也几乎没有受欺诈的事情发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随时改变职业,社会角色变得复杂;其次,市场不断扩大不再受地域限制,人们对市场的了解也不再可能全面;第三,竞争的加剧使得任何一个企业都感到生存的压力。这种社会变化也使得企业家的信任态度发生变化,对他人“没有把握”已经成为多数企业家的一种基本共识。

尽管如此,天主教企业家多数人“上了当还是相信别人”,仍然保持着他们自称的“心善”或“心软”。我们的受访者在经济活动中虽然大多数人都有大大小小的上当受骗经历(上过当、受过骗的有27人),但是绝大多数上过当的人都没有追究使其受损者,他们要么从自己体验的角度去解释和理解骗自己的人——“他如果不到这种地步也不会骗人”;要么从“最后审判”的角度去化解个人的受损——“有天主罚罪呢”。

天主教企业家的私人信仰转化为企业的公共价值之后,企业就有了一种精神,一种灵魂,一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的目标。而且,转化为公共价值的天主教信仰为企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企业相对稳定——员工对企业家“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很少有员工跳槽”;在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交往中“理直气壮”——按时按要求纳税,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工作;在竞争中多了一份无形的力量——客户、供货商对“天主教”的信任;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有一种反省和平静——参加宗教活动后会获得心灵的平和、信心和警醒;在各种不良社会习气的包围中多了一种抵抗力——不会去干同自己信仰相违背的事;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经常、长期地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不忘回报社会。这种社会资本无疑推动了我们调查的天主教企业家的发展壮大。而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将会对中国宗教生态环境的改变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这种改变而来的也许是,企业家们个人的私人信仰将逐步走向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公民信仰”。

总之,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宗教信仰是有利于企业家“信任”观的建立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经济活动走向正常,走向有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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